宋神宗为什么会萌生谋辽复燕的念头？ 公元968年，雍熙北伐以失败告终，北宋试图通过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，从而重建以中原汉族王朝为核心的东北亚秩序，却遭遇沉重打击。这场失利不仅让北宋失去了战略主动，也让帝国的北方梦想一度搁浅。
自那以后，北宋对外政策转向守内虚外，在外交上表现为消极防御与被动退让，这一方针几乎贯穿了宋朝的整个历史时期，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基调。与汉唐时期开放、主动的外交风格相比，北宋显得格外谨慎、克制。然而，尽管总体方针稳定，特定历史时期仍会出现短暂的策略调整。 神宗初即位，慨然有取山后之志，宋神宗登基之初，便显示出恢复国力、重振威望的雄心。他任用王安石等力主变法的新党人士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。虽然后因旧党反对而未能彻底成功，但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长期积重难返的三冗问题，改善了国家财政和军事状况，增强了北宋的整体国力。在对外政策上，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包制四夷的战略主张，打破以往消极防御的局面，将制服西夏视为恢复对辽战略优势的重要环节。同时，王安石执政期间发起了熙河开边的军事行动，用兵河湟地区，完成了对西夏侧翼的战略包围，改变了北宋长期处于宋夏对峙的被动局面。神宗之后，北宋政局经历了元祐更化绍圣绍述建中之政等多次政策调整，国家在保守与进取之间反复摇摆。 徽宗亲政后，于1101年十一月改元崇宁，意在彰显崇尚熙宁的理念，并主张绍述先志，即延续熙宁、元丰时期新党的政策方针。新党完全掌控朝政，北宋的进取性政策逐渐成型，成为朝野上下的行动指南。随后，北宋在徽宗主政下以绍述为名实施多项内外政策。在内政上，蔡京主持的经济改革最具代表性，其影响力甚至不逊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。尽管蔡京在《奸臣传》中被贬为苛政代表，他所推行的钱法、方田法、直达法等改革措施屡受非议，却仍持续执行十余年；而茶法与盐法则得以长期沿袭。改革之所以得以持续，除了他以绍述的旗帜稳控朝局，更在于改革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、财政结构转型与中央集权强化的新趋势。 蔡京的改革显著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，为北宋实施积极进取的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。在对外方面，宋徽宗延续神宗熙河开边的战略，派王厚、童贯彻底剿灭占据河湟的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，并设陇右都护府，将河湟地区纳入宋朝版图。《定功继伐碑》记载，宋军一路西进，师逾青海，至节占城，数万回纥人被招降，北宋西部疆界推进至今日新疆且末一带。 绍述国策的确立与实施，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战略成果，也极大激发了北宋当局的扩张信心。朝野上下笼罩在进取主义的政治氛围之中，为谋辽复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心理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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